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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土社交联合创始人,广州逆戟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oo. 曾任湘潭大学教师,时代周报首席评论员。业余为媒体撰文,各类文章散见《时代周报》、《南方周末》、《南都周刊》、《21世纪商业评论》等E-mail:letaosun@163.com, qq:73753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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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Px事件中“科学”与“民意”的冲突   

2014-04-11 02:11: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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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乐涛 时代周报

 导言:

长期以来,国人对“真”缺乏必要的敬畏。“文以载道”要求学者的学问著述必须价值先行、道德先行,这使得学问研究很难保证独立性,经常沦为为特定的价值体系、伦理道德、甚至政治目标服务的工具。

二十世纪的激进革命,强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氛围,也严重影响到国人正确科学观的形成。在诸多国人心目中,“科学”实际上被降格为“技术”,是为我所用的工具,而非一种以“求真”为目的、无关功利与道德的研究事业。

在有关px、转基因、疫苗等争议中,可以看到许多“用谣言来彰显正义”的例子。当事人认为自己在道德上立场正确,就毫无愧色地引用谣言、甚至编造谣言来支持自己的立场。篡改百度px词条的网友未必不明真相,他们可能是为了起到更好的抵制效果,才故意夸大、歪曲。

事实就是事实,低毒就是低毒,不能因“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改为剧毒,就如同不能因为同样的需要而宣称水稻亩产数万斤。“信口谎言不倦”,以谣言彰显正义,不会获得正义,这恰恰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正文:

 

最近,百度百科上演的一场所谓“科学保卫战”引起广泛关注。6天之内,关于px“剧毒”还是“低毒”,被反复修改达36次。在十余位清华化工系学生的“捍卫”下,百度百科px的毒性描述,被定格在“低毒”。“清华化工系誓死守卫词条”、“我们以专业知识担保”、“科学事实无关乎政治”、“清华化工有责任捍卫科学阵地”,这样的留言,也让人们对这些90后的清华学子印象深刻。

近年来,所谓“科学”与“民意”的冲突似乎已成为一个难解的社会问题。px、转基因、核电、垃圾焚烧、疫苗等问题上,均有所谓“科学共同体”与“群众”争执不下的现象。“科学共同体”以为真理在握,造福于民,且有国际上成功的实践经验可以援引,但在国内却遭到相当广泛的民意“狙击”。

 

“知识专政”的限度

 

在这些争执中,站在“科学”一方的人士往往基于一种知识上的优越感、精英感来指责对方愚昧、反智、文傻、群氓、民粹;而反对方的则经常质疑“科学幌子”背后的资本、阴谋与剥削,他们高举公正的大旗,以“反强权”自居,以为弱势群体代言自居,满腔道德上的优越感。

这些愈演愈烈的争执,又因为缺乏具有强大公信力的社会仲裁机构,而愈发难解。而不论“科学”还是“民意”,当他们习惯性地求助于政治支持时,又都难掩失望。因为,当代中国,政治已越来越回归它的本来面貌: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地覆天翻、杀伐果断的革命传统已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的要义在于在多元利益、多元主张中寻求平衡、妥协与和谐,依靠强力来一劳永逸地压制、铲除另一方的做法已不可行。

“科学”与“民主”无疑是现代世界最具正当性的权力话语,在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这二者也深入人心。从思想史来看,这两者在现代世界的兴起,都是启蒙运动的后果,具有同源性。按照一些近代哲学家设想的理想状态,科学与民意应该是统一的:民众如果充分启蒙、充分理性,就都会赞成那个唯一正确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真理,人类历史将会进入如数学一般精确、完美的和谐时代。

然而,不幸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科学与民意远不是统一的,而是经常发生冲突。这是因为,关于自然的真理可能是统一的、“唯一正确的”,关于社会、生活方式,乃至道德情感、审美趣味等方面的“真理”却可能是多元的、因人而异的。另一方面,民众也不可能都是“充分启蒙”、“充分理性”的,人们的智商、教育是有差别的,认识水平是有差别的,真理,比如科学真理,确实可能只是一部分人才能理解、把握的,精英与平民、专家与大众的区别与对立可能永远都会存在。

那么,在公共生活中,当“科学”与“民意”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听谁的呢?单纯从理论上来说,作为公共决策依据,科学应该优先于民主,因为科学是事实、真相、真理,而“民意”,即使广泛集合了众人的意见,也可能是谬误。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对这个问题已经作过非常深刻的思考。

在柏拉图看来,政治家之所以有权力来治理国家,是因为政治家的知识,政治家懂得治国的知识。柏拉图说,政治是一门依靠准确知识的艺术。世界上有关于国家的“准确知识”存在,这样的知识是唯一的、不变的、超越时空而始终如一,像数学一样纯粹。这样的知识存在于理念世界,只能由哲学家通过沉思来把握,而无法从现实世界的经验、风俗、惯例以及群众意见中发现、总结出来。只有哲学家才可能具备这样的知识,因而,在《理想国》中,也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成为政治家,即哲人王。

《理想国》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知识专政”。区别真假政治家的唯一根据就是他是否具有了“知识”,而不在于他是否获得了民意的认可。柏拉图经常把政治家与医生相类比,政治家知道国家的善、如何达到这种善,就如医生知道什么是健康并如何使人恢复健康一样。医生如何治病,无需征求病人的意见,同样,哲学家治国,也无需征求群众的意见。权力来自于知识、真理(truth),而不来自于意见(opinion),不来自于群众的授权。

显然,柏拉图的“知识专政”是一种典型的精英主义,是赤裸裸的“反民主”的。他的论证,深刻但片面。精英、专家、知识分子具备较多的知识素养,他们治国,有其合理的理由。然而,人并非活在纯粹的理念世界中,精英可能自肥,在知识与道德上绝对纯粹的哲人王千古难觅,精英的权力需要健康的制衡,民众并非完全被动的“病人”。更重要的是,《理想国》所依据的理性主义独断论也是不成立的。公共决策不能完全从不食烟火的理念世界中演绎出来,现实经验是公共决策的重要基础。至于国家应追求什么样的福祉,也离不开现实经验的随时校正。而民众对幸福的定义与幸福感的切身体验,也是各各不同的,不能被强行“给与”。

“民意”无疑应在公共决策中占有重要的席位。事实上,在古希腊哲学中,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种极端精英主义已被扭转。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制,是尊重社会习惯与经验、融合寡头制与民主制的混合体制,这是“共和”政治的先声。到罗马时代,共和政体发展得蔚为大观。“共和”笼统说来就是国家中各种力量、各阶层、各集团共同参与国家治理、享有利益并互相制衡的制度,它经常是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混合,是精英治国与平民治国的融合,这被认为是罗马政体的基本特点。至今美国政制还被一些学者称为“新罗马主义”:总统可类比元首;而最高法院与古罗马的元老院类似,体现了贵族制的成分——大法官非选举产生、终身任职、总统无权罢免;民主方面,古罗马有公民大会,美国有大选,有议会。

在成熟的现代共和体制中,“科学”与“民意”、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是有健康的平衡机制来约束、协调的。社会发展,在大多数时候,需要各种社会力量、不同认知水平的群体之间的妥协。在美国,如干细胞的研究与利用、课堂中是否讲授进化论等等问题,也都在妥协之中。科学上固然无疑义,但也要考虑到民众的宗教与伦理感受,须知宗教与伦理是人类的深刻的精神需求,它们与科学往往不在一个维度上,不能完全以“科学”与否来评判、决定去留。

妥协,不见得就是懦弱的退让,很多时候,它是一种高超的智慧,是心智成熟的表现。而近代以来,中外历史上都有非常惨痛的例子,以“进步”、“科学”之名杀伐果断、移风易俗、地覆天翻,结果却是进一步退两步,得不偿失。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高楼大厦不能在一片沙土上建成,当社会认知差异巨大而深刻,妥协,在妥协基础上努力填平差异,以期水到渠成,这种稳健的改良精神,对中国人来说,尤为难得。因为,这是一个习惯“革命”的民族,一个自古以来权力缺乏制衡的民族。

 

“信口谎言不倦”

 

中国近年来“科学”与“民意”的冲突事件,不论px、转基因、疫苗安全等等,都不涉及伦理或宗教问题。这些冲突相对简单,主要是人们的认知水平、科学素养的差距所致。而这其中,许多问题在科学界、在国际上并不存在多少争议,但搬到中国,就争议四起,甚至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非常诡异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既在于民众的科学素养不高,甚至没有正确的“科学观”,也在于公共信任的严重缺乏。

科学的灵魂在于求真,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然而,中国的科学传统或者说“求真”的传统历来就比较薄弱。在近现代西方科学蓬勃发展数百年之后,中国仍停留在“文以载道”的传统中。“文以载道”要求学者的学问著述必须价值先行、道德先行,这使得学问研究很难保证独立性,经常沦为为特定的价值体系、伦理道德、甚至政治目标服务的工具。而社会的简单、贫乏,也使得粗陋的道德信条能够代替严谨的技术手段,维系国家的运行。

礼教治国、词赋选士、科学不彰,长期以来,国人对“真”缺乏必要的敬畏。二十世纪的激进革命,强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氛围,也严重影响到国人正确科学观的形成。在诸多国人心目中,“科学”实际上被降格为“技术”,是为我所用的工具,而非一种以“求真”为目的、无关功利与道德的研究事业。

在有关px、转基因、疫苗等争议中,可以看到许多用谣言来“彰显正义”的例子。当事人认为自己在道德上立场正确,就毫无愧色地引用谣言、甚至编造谣言来支持自己的立场。篡改百度px词条的网友未必不明真相,把转基因说成生化毒剂的的人也未必真这么认为,或者未必相信有这么严重,他们可能是为了起到更好的抵制效果,才故意夸大、歪曲。

“信口谎言不倦”,为某种自以为正当的道德或功利目的而罔顾事实、歪曲事实,与国人科学观念薄弱、对“求真”缺乏敬畏的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近代早期的西方人的游记等作品中经常讲到 “爱说谎”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与这种传统也应该大有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清华学生捍卫词条的行为值得褒扬。事实就是事实,低毒就是低毒,不能因“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改为剧毒,就如同不能因为同样的需要而宣称水稻亩产数万斤。以谣言彰显正义,不会获得正义,这恰恰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另外,公共信任的缺失,也是上述问题中出现科学与民意严重冲突的重要原因。首先,有公信力的的民间或官方机构,是社会稳定与理性化的重要基石。当民众困惑之时,可以求助于它们,信任它们给出的答案。而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行政化无所不在、法治精神缺失等因素严重破坏了各种社会机构的公信力,专家变成砖家,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在一些初级的、本不应成为问题的科学问题上聚讼不已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公共信任的缺失还体现在,对很多公众来说,正规渠道的声音,不敌各种小道消息、阴谋论。他们对有关部门的解释与承诺习惯性地不信任。这与他们的判断能力不高有关,也与他们的现实经验也密切相关。无风不起浪,环境保护不力、食品药品不安全、官商勾结巧取豪夺,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判断。

面对科学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人们需要妥协,更需要建设。妥协是为了更好地推进。而建设,当务之急或正在于公共信任的重建。当然,这早已超出了科普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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