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孙乐涛的博客

如是我闻

 
 
 

日志

 
 
关于我

闰土社交联合创始人,广州逆戟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oo. 曾任湘潭大学教师,时代周报首席评论员。业余为媒体撰文,各类文章散见《时代周报》、《南方周末》、《南都周刊》、《21世纪商业评论》等E-mail:letaosun@163.com, qq:737533018

网易考拉推荐

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成肉身  

2012-05-17 21:53: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士大夫: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成肉身

 

 

孙乐涛                      

《ICON云中往来》杂志

 

为什么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最富足的时代?为什么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与赵宋之世”?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礼士大夫的王朝。相传宋太祖曾立“不杀士大夫及言官”的誓碑,其事虽难以确证,但此原则确是两宋诸帝守之甚严的“赵宋家法”。两宋时期对士大夫比较严重的惩罚就是贬窜岭南,如此才有“日啖荔枝三百颗”的佳句传世。史书常说“宋政宽柔”、“主柔臣强”、“言官张横”。

像朱元璋杀气腾腾的“寰中士夫不为吾用者当杀身灭家”,朱明一朝士大夫动不动就被“廷杖”折辱致死,甚至受剥皮酷刑,在宋代是难以想象的。

宋朝社会自由,个性舒展,民生富足,文化昌盛,处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而能持续运转三百余年,超逾汉唐、明清。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与赵宋之世”。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士大夫风气刚劲的结果……

士大夫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大传统”、精英文化的道成肉身。

 

 

正文:

 

义宁陈氏:近世士大夫之命运

 

咸丰庚申年(1860),陈宝箴入京参加会试。是年秋,英法联军攻占京师,咸丰帝北逃承德。1018日,英国密克尔骑兵团3500余人手持火把进入圆明园。火起之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见到火光,一时满腔悲愤,拍桌痛哭,旁坐者无不动容。

陈宝箴出身江西义宁陈氏望族,《清史稿》称其“少负志节,诗文皆有法度”。成年后,宝箴交游四方,为人英毅果敢,胸富谋略,治事干练,镇压太平军,为地方官,治盗、治河、救灾、办学,皆卓有成绩。曾国藩对宝箴颇为赏识,称之为“海内奇士”;郭嵩焘年长宝箴十几岁,自视甚高,对宝箴也不吝推崇,称其“倜傥多才略”,“见解高出时流万万”。

1895年,陈宝箴授湖南巡抚,用黄遵宪、江标、梁启超等人,欲以湖南一隅为天下先,立中华富强之根基。三年苦心经营,逢戊戌事变而功亏一篑。罢归南昌后,自放山水间,于夫人墓旁筑“崝庐”而居,两年而卒。陈宝箴位列晚清名臣,其文采风仪、韬略事功,皆大有可观,堪为士大夫之典范。

宝箴之子陈三立,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才识通敏,为近代诗文名家,晚清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赞之:“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匹”。三立多年随侍其父,襄助谋划,参与政事,与谭嗣同等并称“维新四公子”。戊戌功败后,逐渐退出政坛,曾被选为参政院议员,推辞不就,以诗文终老。1937年,三立居北平,日军入城,“忧愤不食而死”。陈三立人生大半在前清度过,观其一生行状,不脱传统士大夫之本位。

义宁陈氏的门风祖德传到三立之子陈寅恪,神州赤县,已是地变天荒。帝制倾废,民国肇基,学术渐趋专业,学院、政治分途。寅恪不再如乃父乃祖,无政治事功,一生是纯粹学人。寅恪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安居自守,不降志,不辱身,卓然为史学一代宗师,民国学人之楷模。从中我们仍可看到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流风余韵。及至四九鼎革,举国皆狂,数十年间,人亡学废,寅恪失明膑足而死,陈宝箴墓毁庐倾,士大夫终成绝响。

 

何谓士大夫?

 

士大夫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大传统”、精英文化的道成肉身。现代的研究者经常从社会学的角度把士大夫界定为“有知识者”(文人、学者、知识分子)于“有权力者”(官员、官僚)的结合体,英文表示为scholar-official,标明其不同于现代行政体制下的“文官”、“公务员”。这种社会学的界定当然不足以穷尽“士大夫”丰富的文化内涵。

士大夫是“有知识者”,但其知识、学养是有限定的,就是以儒学为本。宋以来是士大夫文化高度成熟的时期,此时士大夫不归程朱学派,则归陆王学派,这都是儒学内部的分歧。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士大夫实际上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承担者。所以,士大夫不能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学者、科学工作者,他们并不是向民众传播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而主要是“作之师”、“作之父”,向他们言传身教如何做人、如何实现人生的意义,即所谓“道德文章”。士大夫之为官,其要也不在处理具体政务,而在于作民众的精神导师,作德高望重的大家长,即所谓“父母官”。

士大夫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其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科举制。科举制以五经四书、诗赋策论等取士,这规定了士大夫是具有高度人文素养的儒士。更重要的,科举制为学而优则仕、为内圣外王提供了关键性的渠道,使作为“精神贵族”的儒士群体真正上升为“大夫”,成为国家、当然也是宗族的领导者。

中唐以后到宋代,汉以来的门阀士族政治彻底终结,科举真正成为几乎除皇室意外的所有人晋身国家统治阶层的不二渠道,这时典型意义上的“士大夫”才真正成熟壮大。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等中国历史上最具典范性的士大夫,就出现在宋代。

而撇开社会功能的外在视角,就其本身来看,士大夫是一种人格典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内容——“内圣外王之学”的人格化实现。士大夫本于儒,游于释、道,修身齐家,治事建功,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皆博通兼擅。出入世务,取义成仁,以天下为己任,而又求胸次旷逸,有曲水流觞之优雅、东篱采菊之闲远。一片冰心在玉壶,两袖清风留人间。我们说士大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成肉身,就是因为几乎传统文化的一切面相,政治经济、道德文章、艺术精神等等,在士大夫身上都有深度体现。

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是如何出现、发展、流变的呢?下面我们作简要梳理。

 

儒吏合流:士大夫政治之奠基

 

从战国时期大规模的变法运动开始,一直到秦、汉时代,中国社会形成两个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的群体,即“儒生”与“文吏”。儒生以诗书礼乐见长,以“志于道”自期,具有崇高的道义热情,善夸夸其谈,但短于政事的实务操作。与儒生相对,文吏是比较纯粹的专业行政人员,用现代的术语来说,文吏是按“工具理性”行事的,行政效率是衡量其优劣的唯一标准,而无关道义信念。

文吏是法家专制体制的产物,秦帝国法家改革最为成功,秦也正是中国历史上文吏政治的鼎盛时期。历史上有“秦尊法吏”、“秦任刀笔之吏”、“一以吏为师”之说。打击儒生,任用文吏是秦帝国的基本国策。秦统一六国,靠的是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资源组织能力,这正是专任文吏的结果。

但是,文吏政治无法凝聚人心,无法整合社会成一价值共同体,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无法解决,这是秦帝国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到汉代,统治者开始反思这个问题。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文吏、儒生并用,国家政治中,儒生成为文吏集团的有力竞争者。儒生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广泛参政也使儒生群体逐渐改变只会空谈、不通实务的迂阔形象。

魏明帝太和二年诏:“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自此以后,儒士、文吏兼取并用的选官体制宣告结束,儒生——兼通诗礼、政务的儒生成为帝国官僚集团的主体力量,士大夫政治基本奠定。单纯的文吏逐渐退化成低级的胥吏,官、吏判为云泥,胥吏绝无力与士大夫争锋。

然而,东汉后期,门阀豪族逐渐坐大,曹魏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家世”作为选官的主要依据。通贯三国两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几乎垄断了所有高官显位。世家大族虽以礼法门第自高,也属于广义上的士大夫,但大面积的世袭、垄断毕竟降低了这一集团的素质,士族子弟之腐朽、无行,甚至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隋朝罢除九品中正制,创立“进士科”,开始科举取士,唐承隋制。但隋唐时科举制实际上并不发达。至少一直到中唐以前,门阀势力仍在政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武则天出身山东寒族,她欲改朝换制,借助于上升中的寒族势力,对当政的关陇门阀集团大力打击,长孙无忌等关陇贵族代表人物被整肃。在政策上,武氏崇尚进士科,加强寒族士人在统治层的地位;开设武举科,对以军功起家的关陇集团形成重大冲击。中唐以后,门阀势力尽皆衰败。

如汪荣祖先生所说:“唐朝为门第贵族阶级逐渐下降,科举出身士人逐渐上升的过渡时期。到宋朝科举士人政治乃完全确立。”一入宋朝,门阀荡然,科举隆盛,“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中国士大夫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宋政宽柔:士大夫的黄金时代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礼士大夫的王朝,相传宋太祖曾立“不杀士大夫及言官”的誓碑,其事虽难以确证,但此原则确是两宋诸帝守之甚严的“赵宋家法”,对士大夫比较严重的惩罚就是贬窜岭南,如此才有“日啖荔枝三百颗”。史书常说“宋政宽柔”、“主柔臣强”、“言官张横”等等,诚非虚言。

宋代士人对这种局面颇为满意、自豪,如何坦所言:“大载我宋之祖,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也。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凑,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乃至“共天下”的观念此时得到朝野上下广泛的认同。像朱元璋杀气腾腾的“寰中士夫不为吾用者当杀身灭家”,朱明一朝士大夫动不动就被“廷杖”折辱致死,甚至受剥皮酷刑,在宋代是难以想象的。

这样一个时代,正是“士大夫主体意识觉醒的时代”(余英时)。有宋一朝,士大夫意气风发,“得君行道”、“复三代之治”成为他们当仁不让的目标。而且,此时中国的传统艺术、哲学等也已经成熟并日趋精致,士大夫人格形象由之丰满起来。文人画五代以来已经发展成熟,更加能表现个体的微妙情感的宋词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式,禅宗瓜熟蒂落,汇入理学,儒家心性内圣之学发达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士大夫内圣、外王的心理自期与践履实行确实发展到了顶峰。

宋初的范仲淹,是中国士大夫史上的一位标志性的人物。他幼年丧父,随母改嫁,寄人篱下,生活苦寒。年青时在山间僧舍读书,饮食难济,一小盆冷粥分成四块,放一点韭菜和盐,便是一天之食。但他少负兼济天下之志,“欲作万人英”,勤学苦读,终登进士第。主持庆历新政,成一代名相;砥砺名节,留意学术,可谓理学之先驱;其诗词文章也大有可观,《岳阳楼记》横绝千秋,竞为大家,又有“碧云天,黄叶地”的佳句,脍炙人口。朱熹评论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王安石说他:“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在范仲淹身上,社会责任、文化创造、人格完成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为后世士大夫之范型。

宋朝社会自由,个性舒展,民生富足,文化昌盛,处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而能持续运转三百余年,超逾汉唐、明清。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与赵宋之世”。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士大夫风气刚劲的结果。     

宋之后的明清时代,皇权肆虐,士大夫常遭摧折,但总为帝国统治之中心,传统文化之最重要的承担者。迨至晚晴,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变法维新,都为士大夫集团所推动,可以说在晚清传统士大夫文化又迎来了一个高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等正是这最后一波士大夫运动的潮头人物,其功业、其名节至今仍众议纷纭。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中国传统士大夫,立足于农业宗法共同体,以科举制度为基础,有着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社会网络——士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到1905年,清廷废科举,士大夫阶层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宣告崩解。而更根本的是,社会基础已变。专业化、商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来临,作为传统农业帝国、乡土社会产物的士大夫阶层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学术研究、行政官僚、文人作家等种种被士大夫集于一身的功能、角色分崩离析,各归各途。

民国初期,知识分子们一度凭借学校、传媒、学会等协同共进,影响舆论,推动社会之文明进步,这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尤为明显,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士林”之复兴。但好景不长,主义纷起,新学缭乱,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知识框架的整合,知识分子群体很快分裂、支离。而现代科学知识的专业化也要求知识分子沉潜学院,难有余力深入公共生活,大学逐渐象牙塔化。现代生活的城市化又使城乡差距迅速拉大,乡村生活已难以满足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与事业要求,知识精英城居化,再无“告老归田”之说。乡村、城市日益阻隔,即使在乡村,商品经济的渗入也使旧有的宗法体系日益解体。皮之不存,毛无所附,士大夫阶层就此消解。

义宁陈氏三代,正是士大夫传统在近代以来演化的标本、缩影。陈宝箴,修齐治平,卓然为一代士大夫之典范;陈三立,文采风流,遗民终老,不失士大夫之本色。宝箴、三立父子皆有科举功名,待到陈寅恪,上的是新式学堂,且多年留学海外,已完全是现代学人,学院教授。虽然如此,在他身上,传统士大夫的气骨风仪,历历可见。甚至,在那些劫后余生的“老派共产党人”如汪道涵、王元化、李慎之等人那里,士大夫的流风余韵,依然依稀可辨。

斯人已去,浩气长留。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引陈寅恪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话来结束本文: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评论这张
 
阅读(19851)| 评论(5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