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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土社交联合创始人,广州逆戟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oo. 曾任湘潭大学教师,时代周报首席评论员。业余为媒体撰文,各类文章散见《时代周报》、《南方周末》、《南都周刊》、《21世纪商业评论》等E-mail:letaosun@163.com, qq:73753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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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窥视名人隐私的权利  

2011-07-08 23:42: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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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乐涛

 

在现代法治国家,公众人物(包括政府官员、娱乐明星、体育明星、艺术家、学者等各种名人)即使遭到明显的贬损甚至侮辱性的批评,司法当局一般也不会支持他们对名誉权的主张。因而,公众对“公众人物”的批评,可以相当放肆,而不用担心遭到诽谤罪、名誉侵害、隐私侵害等指控。这样的原则,是“言论自由的现代基石”。

在法治国家有“高官无隐私”之说,就是因为他们的私生活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

 

正文:

 

“范曾诉郭庆祥案”最近闹得沸沸扬扬。这是近来众多的名人名誉权诉讼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该案的由来是书画收藏者郭庆祥在《文汇报》的“争鸣”栏目上发表文章,说当今一位“大红大紫的书画名家”,以流水操作的方式作画,违背了艺术创作的精神,“分明是在画人民币”。他对该画家的书画水平、人品进行了全面质疑,认为此人对艺术不够真诚,有过度包装之嫌,实际上“才能平平”,“颇为俗气”,“不足挂齿”。几个月后,著名书画家范曾以侵害名誉权将郭庆祥告上法庭,要求道歉和巨额赔偿。20116月,法院一审宣判范曾胜诉。这样的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近来,北京学界专就此案召开了学术研讨会。

 

现代法学、政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当面对公众批评时,“名人”、“公众人物”有高于一般公民的容忍义务,也就是说,公众人物的一些基本权利,如名誉权、隐私权等等在法律保护上应该有所降低。

在现代法治国家,公众人物即使遭到明显的贬损甚至侮辱性的批评,司法当局一般也不会支持他们对名誉权的主张。因而,公众对“公众人物”的批评,可以相当放肆,而不用担心再到诽谤罪、名誉侵害、隐私侵害等指控。

这样的认识是现代法治、现代政治的成就。对美国社会来说,这样的观念也基本上是在1960年代经过“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之后,才逐渐成为社会共识的。

“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是美国司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案例。19603月,《纽约时报》刊发一整版政治宣传广告,批评南部一些地方官员镇压民权运动。其中特别谴责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方。这版广告指出的问题是真实的,但也存在不少小的、非实质性的事实出入。蒙哥马利市警方要员萨利文指责文章的报道是虚假的和诽谤性的,损害了他作为警方首脑的名誉,提起控告,要求巨额赔偿。地方法院判决萨利文胜诉。于是《纽约时报》上诉至最高法院。19643月,最高法院以90的投票否决了一审判决。

判决书指出,公共官员应当接受公众监督,而新闻媒体在报道他们时很难做到不出一点错误,这种犯错误的权利必须得到法律保护,因为真理需要这种生存空间。否则:

“即使批评言论被相信——甚至的确是真实的,但出于对能否在法庭上证明其真实性的怀疑,或出于对进行这种证明所需费用的恐惧,原本要批评官方行为的人可能受到震慑而不敢表达他们的批评了。他们倾向于仅仅发表那些‘远离非法地带’的言论。因此,这种法规阻碍公共辩论的力度,限制公共辩论的广度。”

时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著名的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这雨果·布莱克甚至认为,公民有随心所欲地批评公共事务与政府官员的权利,即使批判者有“恶意”,其言论自由也应得到保障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因为批评他们的政府、政府行为、政府官员而遭到人身和财产上的损失,我怀疑这样的国家还能生存在自由中”。

 

纽约时报案后,最高法院又通过几个判例,将此原则的适用范围从政府官员扩大到所有“公众人物”,比如娱乐界、体育界的明星,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工商界的大亨,社会活动家,等等。只要批评言论涉及到“公众普遍注意的问题”,任何个人都可以得到时报案原则的保护。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指出,时报案解放了美国新闻界,“使美国新闻界在社会监督方面比任何国家的同行都更为骁勇自信”。此后,新闻媒体在美国逐渐成为受宪法特别保护的特权行业,被称为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权”,新闻记者也成为所谓的“无冕之王”。

 

老百姓都热衷于对“公共人物”的言行发表看法,对他们品头论足,都希望尽量多地了解他们,包括他们的私生活、内心隐秘的想法等等。民众的这种需求当然是正当的。公共官员自不必说,因为民众把公共财产交给他们管理,他们理应接受远较普通人严格的监督。所以在法治国家有“高官无隐私”之说,就是因为他们的私生活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

其他类型的公众人物也因为他们的某些言行会成为公共话题,对公共利益有重大的影响,因而民众对其行为就有较大的知情权。而民众、新闻媒体都不是司法调查机构,他们对公众人物的谈论、报道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有所出入在所难免。而且,即使事实完全正确,他们也有发表各种好恶看法的权利。批评的声音至关重要,有批评才会有活力,有改进,一片歌功颂德的社会肯定不正常。

 

总之,法律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名誉权等等的保护应该适当弱化,如此才能保持社会思想、言论的活力,要求事实绝对无误,动辄以诽谤罪指控批判者,如此人人噤若寒蝉,必然会窒息社会的活力。

近年来,我国司法界也开始逐渐接受这样的原则,比如2002在球星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侵害其名誉权一案中,上海市静安区法院认定范志毅败诉。在判决书中,我国法院首次使用了公众人物概念,阐述了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的倾斜规则:“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

而回到范曾诉郭庆祥案,我们会发现,郭氏的争鸣文章事实上无误,仅仅评价有些尖锐,如此一篇常见的文艺批评竟被一审判决7万元赔偿,这对意义重大的“社会公共辩论”的打击不可谓不大。一审判决后,郭庆祥不服,表示要继续上诉。此案的进展,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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