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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土社交联合创始人,广州逆戟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oo. 曾任湘潭大学教师,时代周报首席评论员。业余为媒体撰文,各类文章散见《时代周报》、《南方周末》、《南都周刊》、《21世纪商业评论》等E-mail:letaosun@163.com, qq:73753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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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犯”奥威尔(五):“他的良心不许可他做的事是没有的”  

2011-06-13 02:03: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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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乐涛

 

极权主义是非常吊诡之事,一只长筒靴永远踩在人脸上的图景几乎从未被古往今来的任何理论家所设想过,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实践中,这样巨细靡遗的极端控制也从未出现过。可是到二十世纪,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人类的自由、平等、富足在技术上已基本不成问题的时候,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专制控治却突然降临。“最近的历史一再表明,一个接着一个的国家极容易突然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九八四》的世界,只需要少数几个下定决心、组织严密的王八蛋就够了”。(西蒙·黎斯:《奥威尔论——政治的恐怖》)

极权主义仿佛一种致命的病毒,轻易地突破了人类文明积淀数千年形成的免疫机制,然后迅速而全面地改造了人类的道德文化面貌。其改造速度之快、改造之全面、系统,以致诸多的当代大知识分子都措手不及,在历史之吊诡面前失去了鉴别力。三四十年代,在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前夜,奥威尔以他非凡的想象力将极权主义的残酷现实与逻辑前景展现在人们面前,仿佛一剂珍贵的疫苗,使自由世界在极权主义面前获得了重要的免疫力。奥威尔对极权主义先知般的批判,干净利落,使人猛醒,令人惊叹。

在冷战年代,奥威尔的著作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武器,但他本人早已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羁绊。奥威尔号称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他却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蔑视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实践。他信奉的社会主义是普遍性的社会公正与自由,与现实中的意识形态斗争无关。奥威尔的时代,“社会公正与自由”的理想已经“被埋葬在一层又一层的死板教条、党内斗争、半瓶子醋的‘渐进主义’下面,仿佛埋在堆积如山的牛粪下面”,(西蒙·黎斯:《奥威尔论——政治的恐怖》)他的任务就是把它重新挖掘出来。

奥威尔也远不是一个集体主义者,而是一位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所谓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与良心,只能来自于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而与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抵牾。如哈耶克所说:“目的说明手段的正当性这个原则,在个人主义道德里面被认为是对一切道德的否定。而它在集体主义的道德里面却必然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坚定彻底的集体主义者绝对不许做的事简直是没有的,如果它有助于‘整体利益’的话,因为这个‘整体利益’是他判定应当做什么的唯一标准。……在集体主义国家里,不可能有任何限制界定什么是公民一定不要去做的事情;他的良心不许可他做的事是没有的”。(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8月第1版,第141页。)

在西班牙前线,奥威尔看到敌方阵营中跳出一个人,半裸着身子,双手提着裤子在奔跑,奥威尔不忍向他开枪:“我没有开枪,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那提着裤子的细节。我到这里来是打‘法西斯分子’,但是提着裤子的一个人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同你自己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他。”(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第89页。)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无疑是温情脉脉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样的人在极权主义运动中将会被打得粉碎。如哈耶克说,只有那些不择手段、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无耻之徒“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130页。所以,极权主义必然会导向一个“最坏者当政”的吊诡局面。

但是极权主义的普遍成功,也决非仅仅是几个无耻之徒玩弄的阴谋诡计,没有广大民众的默许、纵容、支持与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许,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个魔鬼,在某个偶然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就会被普遍激活。二战末期,奥威尔接触到一个凶残的冲锋队战俘:

“除了新近俘虏的人常有的胡茬满脸、面有菜色的外表以外,他还是个令人恶心的标本。不过他倒没有令人恐惧的凶相,仅仅是有些精神病态而已,而且还有一种低级的知识分子味道。他的苍白的躲闪的眼睛戴着厚度镜片。他很像一个被革除圣职的教士,一个因好酒而毁了前程的演员,或者是个通灵降神的巫仙。我在伦敦下等旅馆,在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见到过类似的人。显然,他在精神上是不平衡的,说真的,是否清醒有理智很可疑……你心目中的纳粹刽子手,多年来与之斗争的可怕人物,如今竟是这样一个可怜虫,他需要的显然不是惩罚,而是某种心理治疗。(转引自西蒙·黎斯:《奥威尔论——政治的恐怖》)

奥威尔不是一位形而上学家,他反对抽象地界定人性,更反对抽象地界定人群,他曾经对欧洲最后一个相信斯大林的大知识分子萨特的观点提出反驳:“他(指萨特)在全书中暗示,反犹者总是同一类人,一眼就看得出,而且在行动上始终都看得出。……他等于是说,没有个人,只有不同类别的人,诸如工人、资产阶级,就像昆虫一样,都是可以分类的。这种昆虫一样的生物有一种是犹太人,他是可以由身体外貌加以区别的……我们就会看到,这种观点本身就是非常危险地接近反犹主义。……要认真研究反犹主义,第一步是不再把它看成是犯罪。同时,最好不要再把犹太人或反犹者当作与我们自己不同类的动物来谈论。(转引自西蒙·黎斯:《奥威尔论——政治的恐怖》)

有人指出,在《一九八四》令人费解的第三部分,奥威尔甚至出现了“自我背叛”,他把自己认同于施虐者奥勃良,而不是受虐者温斯顿。事实上,温斯顿和奥勃良正是欧洲知识分子的化身,他们是一九四八年的同类,也是一九八四年的同类。

人性幽深难解,并非形而上学的几个简单教条所能涵盖,肤浅的乐观主义容易使人迟钝,奥威尔提醒世人要时刻警醒。如今的时世如履薄冰:“那使人类平等在技术上成为可能的历史发展,十之八九也会使无止境的奴役成为可能。”(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249页。)也许正如罗蒂所说:“我们未来的统治者会像什么,并不决定于人性和人性与真理、正义的关系之伟大必然真理,而是决定于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偶然事实。”(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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