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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土社交联合创始人,广州逆戟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oo. 曾任湘潭大学教师,时代周报首席评论员。业余为媒体撰文,各类文章散见《时代周报》、《南方周末》、《南都周刊》、《21世纪商业评论》等E-mail:letaosun@163.com, qq:73753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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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犯”奥威尔(一):“粉红色的时代”  

2011-06-13 01:53: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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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乐涛

                                                                                                           杀死你的谎言已被埋葬

                         在一个更深的谎言下面

                       ——《西班牙内战回顾》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随后的二三十年,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迅速崛起,其各方面的成就眩人眼目。到1937年,曾经的“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其工业产值已经超越英、法、德等老牌列强,跃居世界第二。苏联的成就,使已持续至少两百多年的“资本主义”浪潮黯然失色。这似乎印证了马克思当年热情澎湃的预言,预示着人类文明的一个革命性的新时代的降临。

在事实与“雄辩”——苏联强大的宣传攻势面前,三四十年代西方知识界左倾化空前高涨,诸多一流的知识分子、作家、文人为曙光中的“新世界”大唱赞歌,同苏联官方推动下的宣传、渗透一唱一和,使那个时代变成了所谓的“粉红色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看来已衰朽不堪、行将就木。

生于1903年的乔治·奥威尔正身处这“资本主义”百弊丛生、暴露无遗,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欣欣向荣、曙光眩目的时代。奥威尔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他却毕业于著名的伊顿公学,从小受的是一流的贵族式的教育。从伊顿公学毕业后,他颠沛于缅甸、巴黎、伦敦等地。三十年代,他去苏格兰北部工业区考察大萧条时期的工人阶级状况,目睹种种人间苦难,深受震动,从此对社会主义信念有了深切的体认。1936年,他和新婚的妻子一起赴西班牙参加西班牙内战,投入到真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

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内战,是主导二十世纪的各主要政治势力、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缩影,新兴的法西斯势力,老牌的资本主义势力,以及苏联主导的国际社会主义势力,皆插手其中,使西班牙内战具有了强烈的国际性格。奥威尔无疑属于左派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经友人介绍,他在巴塞罗那加入了一个简称“POUM”的激进左派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是一个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托派小党。

其时,苏联国内开始大清洗,并迅速延伸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延伸到在西班牙前线的左派社会主义阵营中。而且,这里的斗争其手段之残酷、无耻也同苏联国内毫无二致。奥威尔所属的“POUM”难逃厄运,遭到残酷清洗。奥威尔夫妇侥幸逃离了西班牙,但是他们的许多朋友却被枪决,关进监狱,“或者干脆失踪了”。奥威尔发现,“在西班牙和在苏联都是一样,攻击的罪名(即与法西斯分子共谋)是同样的,但就西班牙而论,我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些攻击都是莫须有的。”“我的妻子和我都看到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仅仅因为他们被怀疑有不正统思想。但是,在我们回英国以后,我们发现许多思想开通和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居然相信报界发自莫斯科审判现场关于阴谋、叛国和破坏的荒乎其唐的报道。”(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月第1版,第111页。)注:在《西班牙内战回顾》中,奥威尔说:“我在早年就注意到,报上从来没有正确地报道过这一事件,但是在西班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的报道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一般谎话中勉强有的关系也没有。我看到报上报道某地发生了激战,但实际上那地方根本没有战斗,而对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死却只字不提。我看到英勇作战的军队被斥为懦夫和叛徒,从来没有开过枪的人却被称为胜利的英雄。我看到伦敦报上转载这种谎言,热心的知识分子根据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在感情上大事渲染。事实上,我看到了他们不是根据发生的事情而是根据各种‘党的调子’所要求发生的事情在写历史。”(转引自西蒙·黎斯:《奥威尔论——政治的恐怖》)

这一系列惨痛的经验使奥威尔醒悟、反思,使他看清了苏联的真正面目:所谓的苏维埃早已与社会主义的初衷背道而驰,蜕变成一个恐怖的极权主义社会。而身边人们昏昏然的盲信也使他得到一个宝贵的教训:“它告诉我极权主义的宣传能够多么轻易地控制民主国家开明人民的舆论。”他发现英国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既不愿也无力理解极权主义的真面目:“不愿”是因为“他们希望相信在什么地方的确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无力”是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于一个自由社会的生活,把其视为当然,而对极权主义社会缺乏经验。

在奥威尔看来,英国社会虽有种种问题,“它还是一个人民生活了好几百年而没有发生内战的国家,法律相对来说是公正的,官方的新闻和统计数字可以几乎一概信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气氛中,像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没有真正了解的。他所读到的关于苏联这种国家的报道都自动地化为英国概念了,他很天真地接受了极权主义宣传的谎言。”(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第111-112页。)

在三四十年代的腥风血雨中,印度的圣雄甘地曾号召对日军入侵实行非暴力抵抗,并认为德国的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他说这样“就会唤起全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注意”。奥威尔看到,甘地的见识某种程度上仍是英国社会境况的结果,“有理由认为,甘地毕竟生于一八六九年,他不了解极权主义的性质,他都是从自己反对英国政府的斗争经验来看一切事物的。在这里,重要的一点不是英国以耐心的态度待他,而是他总是能够引起公众的注意。我们可以从上述所引那句话中看出,他相信‘唤起全世界’,而只有全世界有机会听到你在做的事情时,这一点才有可能。很难设想甘地的办法能够用在现政权反对者在深夜消失以后永远不会再露面的这样一个国家里。”乔治·奥威尔:《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月第1版,第22页。)

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奥威尔明确了自己的使命:“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之间的其他事件决定了天平的倾斜,从此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我在一九三六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第102页。)

《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两部名著,很大程度上他对自己这个使命的践履。这两部著作可以说一举扭转了自由世界的舆论,如罗蒂所说:“纳博科夫所津津乐道的‘布尔什维克宣传’,曾对英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灵发挥过极大的影响力,而奥威尔一举粉碎了这个力量,使我们比起我们的法国反对派超前20年。”(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许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9月第1版,第243页。)法国知识界直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出版才获得这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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